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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植白族文化特点

白族研究 陈佐 2014-06-14 2244 次浏览 1个评论

桑植白族,七百余年前落籍桑植以后,与当地汉族、土家族、苗族互相学习、和睦相处,却仍然保持着自己浓郁的民族文化。

桑植白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主体精神的表现,它始终维系、协调和推动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,反映着白族的整体精神面貌和根本性格。

一、整体意识

白族人民认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,国家的每一个公民,都有维护国、族、家整体利益的义务,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,为了整体利益,个人不惜牺牲以赴,个体的价值通过整体利益实现。白族谚语这样承传:“有天才有地,有国才有家”、“志土保国、庸人护家”。《武陵谷姓白族志·先训》中载有这样两条:“国家当难为之时……,抑思晏安无事,何以见伟人之经济。……逡巡畏缩之辈,不足与人家国事”;“忠是一种精神道德,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总问题,如今是民主政体,‘忠’字的意义应该是忠于人民、忠于国家”。在近代的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,桑植白族人民始终紧跟中国共产党,特别是抗日战争年代,国家存亡已到最后关头,白族人民积极为国捐躯,父母送子、妻送丈夫,争相上战场杀敌,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。

二、人和精神

桑植白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,总是以“人和”为上。它的实质,就是讲求团结一致,相容相生,共同发展。这种精神表现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。对内方面,白族人长期在“三庸”地区生产生活,在相互交往的共同活动中,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,而且形成了对内相互依存,团结互助、和睦相处的群体意识与人和精神,这在白族文化方面有比较充分的体现。白族聚家族而居,在住房建筑上也体现一种群体建筑的风格,如“四合井”、“四重堂”、“三厢一耳”、“三厢一朝门”。还有作为象征族姓群体和集会议事、祭祀的祠庙,以及游本主神一系列的有关民俗事象,无一不是白族群体意识与人和精神的物化标示。特别是办红白喜事时,如“一家不够”,则“十家相凑”。任何一个白族人,只要是一口“民家腔”,懂得白族的基本礼节和行为规范,不管走到哪家,都会被当作“老表”、兄弟、姊妹、好友受款待。给人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在对外方面,白族人具有朴实的民族平等观,并且非常注意在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团结。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,白族与相杂居的汉、土、苗各族中的112姓“秦晋联婚”,结成儿女亲家。特别是在某些时期的暴政重压下,被迫掀起反抗斗争中,他们更是非常注重团结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对敌,以保平安。这种全民族的精诚团结精神,这种“贵和”为人的观念,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三、“德”、“法”相应

桑植白族在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,传统文化以“仁”为核心,把“孝悌”视为为人之本。这种道德意识的价值取向,形成一种习惯法,形成白族三元教“三十六解”的教义,也可以说这种道德观就是白族人的法制观念。“法”与“德”相应统一,“德”的规范转成“法”的功能。桑植白族以往的族规有:“禁止同姓通婚”、“赡养父母”、“抚养子女”、“夫倡妇随和顺齐家”、“禁止嫖赌”、“禁止男娶小,女做小”、“严惩匪盗”等等,将这些法规与“德”的标准“善”联系起来考察,上列族法的旨归,就是劝导人们为善的价值取向。白族人相信本主神是具有正直的品格的,他们在冥冥之中不断监视着人们的善恶、是非曲直、福善祸淫,无毫发或爽。在实施“有法”、“守法”、“执法”过程中,形成一种本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,即俗称“开祠堂门”。这种现象是一种执法行为。它的实际内容,即是祈祷本主神临场执行族法,处理评断族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,将法制体现族治地位和责任的秩序基础。主判者即是本主神的代言者,是被公认德高望重,辈龄俱高,办事公道的族长或房长。由于其伦理规范设计,在处理内部纠纷上的公平取向及其权威性,使得族内成员的日常“不宁唯是”,如婆媳勃谿、泼妇骂街,莽汉相斗,瓜李之嫌等,经常用“开祠堂门”方法,由主判人通过血缘亲情的温言暖语的规劝和调停,使冲突双方善罢甘休。

四、无畏强暴

桑植白族虽然注重“人和”,但面对强暴,却不乏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。明洪武五年,慈利九溪十八峒土司反明,争城夺地。当时居住在慈利西部白族人的身家受到骚掠,白族人只得凭一身刚勇,随湖广行省平章杨景、江夏侯、周德兴,敢充前部先锋,领军进攻。明崇祯末,茅岗土司侵略慈利十三、十四、十七都,奸淫掳掠,人民深受其害。白族人谷兴训、谷再芝、刘明时等十二人联名叩阍,至清康熙八年,始得敕钦差察办,土司覃应昌服罪反地,三都终获宁宇。清康熙某年,土司芙容里舍把佘五强行“初夜权”,白族谷、王、钟、刘、李诸姓,共商除暴行动。白族人王再都以智谋杀佘五于游鱼泉,金藏舍把佘四率舍丁前来为弟报复,王再都挺身殉难。咸丰四年,县令李朝庚无视荒年饥馑,加征田赋,民苦苛求,纷纷投诉白族秀才谷启虞。虞上书陈谏,县令不但不听,反诬其悖。官逼民反,谷启虞、向永亮、李晖、龚天秀、贺廷璧、秦仕林、王德溥等揭竿而起,聚众数万,直捣县衙,活捉县令游街。打破牢房,释放无辜;大开官仓,赈济赤贫。官府派兵镇压,民军与之周旋经年,终因弹尽粮绝,谷启虞等十三人被活捉上解。民国五年二月,白族人谷绩廷、谷青云与内弟贺龙等21人刀劈芭茅溪盐局,夺得枪支后,竖起“护国讨袁”旗帜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贺龙领导发动“桑植起义”,红军主力全是白族人民。故今桑植革命烈士纪念塔烈士名录中,光白族王姓就有166名,钟姓有79名、谷姓有107人。至于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白族健儿,更是不胜笔述。

五、重开拓、学先进

桑植白族在文化上,首先是接受并消融汉区的中华文化。桑植外半县的“三庸”,有开放、开明、开化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。东有官地坪、中有马合口,南有瑞塔铺。这“三门”正是文化板块的接触点。白族通习汉文,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小农型自然经济为基础,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指导,在集权大一统下,教育、科举、法律、土地、赋役等制度,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。白族人当时处于土司制的封闭经济下,却不昧而向外拓展,认准方向,趁时奋起。官地坪是三庸地区的东大门,濒水中段,通过水路商贸,与九溪卫、澧阳平原联系密切,引进汉区的先进文明,在经济文化上常居优势地位。家族塾学及民国复兴新学最先设立。著名的萝洞书院,先后有石门大文人闫镇珩、慈利解元康吉人受聘讲学。白族子弟谷岸峭、谷天择、谷伏慈等就是在此接受儒家文化薰陶,成为桑植白族近代文化人中的姣姣者。谷岸峭曾联袂李重华、谷毓英(均系白族)留学日本,学成回国后,与贺龙交结殊深,暗设铸币厂、修械厂供给红军闹革命。

马合口居中庸上段,酉水东过西下,沿岸全为白族聚落,是白族中心地带,民家语以此境最典范。自明代洪武间起,修有石板路(有说是官路)自氽湖、走马坪、麦地坪至马合口与鸟坪相通(谷永和的宅基在鸟坪)。据说此路系明代京营提督谷永和及其后代袭爵校尉归省的专道,因之白族接受汉族的伦理文化,此路起了一定的引进作用。清咸丰年间,白族在此修起本主谷永忠神庙,左右上下附丽建房者,陆续有谢、陈、夏三姓为大家、余为谷、王两姓结棚为市,后来兴起一、四、七为集市期。白族土产汇集于此,引羡常澧客商载货互易。白族人换得盐、糖、(洋)纱、(洋)布或其它日什货,解决日用所需。由于开拓市场,通过经济贸易往来,以自己的所有,通过平等互利的交易,弥补了自己的所无,促使白族兴旺发达。

瑞塔铺处酉水中段,前庸西端。这里北通龙山、来凤,东达慈利、石门、津澧,南连大庸、沅陵,是湘、鄂西有名的古道要冲和重要商品中转集散地。元、明时就兴起集市贸易,清同治年间已有坐商十家。早在咸丰时,黄大生手工制作的丝烟问世,畅销邻近各县,生意十分兴隆,因而激发弃农经商的人多起来。市场繁荣,黄大生钱庄应运而生,零换整、整换零,集市金融也活跃起来。八大商行、十四商家大做生意,互相竞争,卖主买客,要价还价,热闹非常。津澧外商瞄准市场,也常来常往,销购两利。邻县小贩更是云集于市,垄断土纱、土白布,转销大庸、永顺、龙山。地区经济发达,文化发展便成为至要的需求,桑植于乾隆二年开科举考试后,瑞塔铺方圆十里以内共有秀才、贡生百多人,仅瑞市一隅就有贡生8人、监生2人、文秀才14人、武秀才6人。儒学人文称盛,执全县牛耳。

综上所述,桑植白族文化,在心态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,与中华文总体一致性强些。而物态文化和行为文化与中华文化总体的差异性则多些,它具有浓郁的本民族特色,如民俗习尚、宗教信仰、乐舞戏娱、通俗文艺等。然而白族的总体文化,毕竟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下的产物,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文明的浸渗下,在改革开放多元化的冲击下,毫无疑义,白族将秉持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的精神,发展与工业文明相适应、并为之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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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#访客  2018-06-07 00:17:19 回复该评论
我是本县,小溪村沿溪坡人!听我祖父那辈说我们沿溪坡覃氏家族去了八个人打仗,只只道死了2个,其佘的6个不知有名字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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